影視劇中，“賭場”裝飾豪華，荷官、籌碼一應俱全，似乎“開設賭場”離我們很遙遠。回到現實生活中，小賣部里不起眼的游戲機，手機中的“搶紅包”微信群，甚至一些傳統的民間娛樂項目，都成為不法分子開設賭場的工具，而這些行為都可能構成“開設賭場罪”。

　　1、網上開設賭場

　　比如：近幾年出現的“微信搶紅包”。

　　裁判要旨：被告人以營利為目的，利用手機在網絡上組建微信群，邀請不特定人員入群，通過微信搶紅包方式開設賭場，組織賭博活動，其行為均已構成開設賭場罪。

　　網絡賭博特點：一是建立了專門的網絡平臺，有了賭博場所；二是明確的賭博規則，制定了賭博方式；三是從中抽頭、獲利，以營利為目的的。

　　2、利用賭博機開設賭場

　　比如藏在小賣部、澡堂里的“老虎機”。

　　裁判要旨：被告人利用固定場所設置具有賭博功能的賭博機共16臺，并組織賭博活動，其行為已構成開設賭場罪。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利用賭博機開設賭場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相關規定，設置具有退幣、退分、退鋼珠等賭博功能的電子游戲設施設備，并以現金、有價證券等貴重款物作為獎品，或者以回購獎品方式給予他人現金、有價證券等貴重款物組織賭博活動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零三條第二款規定的“開設賭場”行為。

　　3、普通形式的開設賭場

　　網上開設賭場和利用賭博機開設賭場屬于比較特殊的情形，實踐中，更多的是普通形式的開設賭場（除網絡和賭博機之外的開設賭場)。比如：藏在棋牌室內的“牌九”場，躲進深山“劃豆子”，扔沙包選紅黑，擲骰子買大小，狗追兔子、斗蛐蛐等等。

　　裁判要旨：被告人以營利為目的，開設賭場，供不特定人員賭博，行為已構成開設賭場罪。

　　現實中，“開設賭場”的方式和地點往往具有隱蔽性和迷惑性，很多參與者心存僥幸或不以為然。尤其在農村地區，“小賭怡情”思想盛行。廣大群眾常年在外務工，辛苦一年回家過年，手中有余錢，喜歡“推牌九、斗地主、炸金花”。娛樂和賭博往往只有一線之隔，稍不留神便會走向違法犯罪的深淵。

　　從無罪案例看開設賭場罪取保候審及無罪辯護思路

　　開設賭場案件的特點，主要有涉案人數眾多、涉案時間跨度長、涉及資金流轉復雜等特點，因此，在取證過程中，容易出現證據之間相互矛盾或者指向不明等情況。本文主要是根據搜集整理的無罪不起訴案例，深入了解司法實踐中是如何把握開設賭場的入罪證據標準。上海市刑事律師咨詢整理的這部分不起訴案例中，主要是體現在證據之間相互矛盾，無法相互印證，不能排除合理懷疑后無罪釋放。

　　1、認定被不起訴人參與開設賭場的直接證據僅有其在公安機關所作的有罪供述，且由于不能與關鍵證人的證言相互印證。同時，賭場的組織者、工作人員工資的派發者、共同犯罪積極參與者或無法辨認出程某，或明確表示其非賭場工作人員，亦沒有往賭場內帶客。本案認定基本事實的證據存疑，未能形成完整證據鏈條，不符合起訴條件。

　　蘿檢公刑不訴(2015)18號案中，公安機關指控認為：諸某某、汪某及被不起訴人程某，為了賺錢，組織多人進行賭博。其中，汪某是賭場老板，程某在賭場主要負責放高利貸，賭博的主要方式為用撲克牌玩“三公”，嫌疑人均是從賭局中抽水錢獲利。當有人賭錢需要借錢時，被不起訴人程某就會通過賭場里的阿杰把錢借給賭客并收取高額利息，每借出一筆錢，程某就可以提取相應的傭金。之后汪某、朱某某和被不起訴人程某等人在賭場現場被警察抓獲。

　　之后，檢察院審理發現，在案的證據當中，雖然程某自己的10份口供都承認了參與開設賭場，但是在涉案的相關事實上面，是沒法和本案中的主要證人馮某的證詞印證。而且，在所有被抓的人員當中，不管是賭場的主要骨干人員，還是普通的工作人員，要么是沒法認出程某，要么是指認程某不是賭場的工作人員，也沒見過程某帶人到過賭場。最終，檢察院程某自己所作有罪供述在證明力上存疑。本案認定程某涉嫌犯罪基本事實的證據存在矛盾，未能形成完整證據鏈條，不符合起訴條件。

　　2、被不起訴人本人辯解只是參賭人員，本案相關人員對被不起訴人的指認相互矛盾，被不起訴人是否有參與開設賭場的犯罪事實存疑。

　　在穗南檢公刑不訴(2017)102號不起訴書中，公安機關認為被不起訴人在程某、皇某、牛某等人組織的賭場中擔任工作人員，并從賭場的水錢中提成獲利，涉嫌開設賭場罪。

　　案子移送檢察院后，檢察院認為案卷中的證據，王某某供述的是自己僅僅是參與賭博的賭客，否認自己是賭場的工作人員。再加上且本案一同被抓的人員以及出來作證的證人，在指認王某某涉嫌的犯罪事實方面存在矛盾。因此，檢察院認為王某某是否具有開設賭場的犯罪事實實際上是存疑的，本案認定王某某開設賭場的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

　　3、根據規定，受賭場雇傭，替賭場接送參賭人員、發牌坐莊、兌換籌碼、望風看場等活動的人員，除參與利潤分成或領取固定高額工資以外，一般不追究刑事責任。本案中，被不起訴人領取固定高額工資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

　　在北檢公訴刑不訴〔2021〕7號不起訴書中，公安機關指控，同案章某通過賭博機的方式給人賭博。在開設賭場供人用賭博機賭博期間，被不起訴人武某按章某的安排，拿著章某提供的錢，假裝在賭博機上分賭博充當章某的托，并且營造賭贏了賺錢的假象，通過這種方式來吸引更多的人進行賭博，為章某開設賭場提供幫助。

　　檢察院審理后認為，根據《關于辦理利用賭博機開設賭場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三條中“在明知道他人利用賭博機開設賭場的情況下，如果具有①提供賭博機、資金、場地、技術支持、資金結算服務的；②受雇參與賭場經營管理并分成的；③為開設賭場者組織客源，收取回扣、手續費的；④參與賭場管理并領取高額固定工資的“屬于開設賭場共同犯罪的認定標準，一方面，本案中的證據并不能證明武某有上面提到的幾種幫助開設賭場的情況；另一方面，武某為章某當“托”引誘其他人員賭博的行為實際是不是起到作用，以及起到的作用大小無法查清。再結合上述司法解釋第七條的規定，本案也無證據證明武某是有參與到賭場的利潤分成或從章某處領取高額固定工資，因此，本案不應該認定武某的行為屬于為其他為賭場提供直接幫助的行為。武某的行為不符合起訴條件。

　　綜合上述無罪案例，上海市刑事律師咨詢認為，正是基于開設賭場罪涉案人數眾多、涉案時間跨度長、涉及資金流轉復雜的獨特的情況，涉案的證據多為言辭證據，這種特殊性就導致司法實踐中案卷證據方面往往會存在多處自相矛盾的地方。辯護律師通過梳理案卷材料，往往可以找到案件的突破口。因此，并不是被公安機關抓獲了指控犯罪了，就必定構成犯罪了。根據刑法的規定，只要涉嫌犯罪公安機關便可以對嫌疑人刑事拘留，之后再由檢察院審查案件材料情況。從這個層面講，公安機關的指控和檢察院審查的認定標準是不一樣的，后者更加嚴格。所以，辯護律師在梳理證據過程中，如果發現在案證據存在問題，便可以向檢察院提出相關法律意見，以便爭取到最好的刑事辯護效果。